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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1月，莫迪宣布大面值纸钞全部作废，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经济突袭，自1975年宣布冻结宪法后，印度政府还未有过如此令人措手不及的举动。

莫迪是英迪拉·甘地（在1966年-1977年间和1980年-1984年间两度执政）之后最强势的总理，俩人的品性相似：孤僻、勇敢、果断到甚至有些专断。他们的政治立场却截然相反，莫迪推行市场自由、企业自由；甘地夫人则拥护统制经济，在她治下的印度，是苏东集团之外最大的社会主义实验室。

红星照耀恒河

世人是容易健忘的，现在印度对西方非常友善，以至于忘了在冷战五十年时间里，新德里更倾向于克里姆林宫而非白宫。苏联在垮台的前夜仍然向南亚提供物资援助，美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到克林顿时期才结下。北京政府对印度的态度要复杂的多，建政之初称其为第三世界的兄弟，1960年代斥责他是苏修的走狗，现在又怀疑他和西方霸权主义勾搭，合拢包围中国。

始终不变的是对印度贫穷的鄙视，拥有三个自信的宣传家提起“中国模式”的时候，往往要拉上印度（有时候会带上菲律宾）当作反面教材：看，搞民主只会乱，吃不饱饭，走资本主义邪路不会有好下场。联想力丰富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，如果在国共内战中蒋匪国民党获胜，那么今天的大陆就沦落为南亚水准，农村封建落后，城市贫民窟遍地。

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早在独立建国时，印度就“以俄为师”。经济采取管制措施，重工企业以“马钢宪法”组建，执政的国大党连续订立了12个五年计划，国家计委会直到去年才被取消。由于实行联邦制，各地的执政党立场各异，最左的马克思主义者握有喀拉拉邦、西孟加拉邦三十多年，跟“资产阶级统治”风马牛不相及。

新俄自诞生之日起，便是穷国的学习对象。第三世界对斯大林的学说毫无兴趣，但对斯大林的手段颇为迷恋。犁耕手种的俄国实现电气化，拥有原子弹，这个成绩即便经过了真理报的夸大，也是非常惊人的。

布尔什维克举办革命十周年纪念时，印度代表团受邀参加，尼赫鲁对莫斯科的印象不错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“极端奢侈与极端的贫困无处可寻”。印度建国后，聘请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（Gospan），提供经济生产的指导意见。在过去帝国争霸的岁月里，英国人千辛万苦地防范沙俄南侵，孰料现在门户大开，俄国专家堂而皇之地入驻新德里。

尼赫鲁亲自担当计划委员会的主席，就像斯大林、刘少奇那样，极端渴望重工业。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，财政部拨给农业的经费只占三分之一，到了第2个五年计划时，更是降到五分之一，而当时的印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靠种地生存。

经济速成之道是由血泪铺成的，苏式工业化的要义不过两条：农业剪刀差与外国援助，第一条需要国人的自我牺牲，第二条看外部环境，冷战开始后赫鲁晓夫、勃列日涅夫宣布与西方国家“和平竞赛”，意图把印度装饰成对外友好的“橱窗”，输送了102个援助项目，从石油制品到米格21型战斗机，应有尽有。

短期内计划经济很快出现效果，生产能力达百万吨的钢铁厂建成，印度自有的汽车品牌上路，五十年代政府宣布步入世界十大工业国的行列。1954年尼赫鲁以志满意得的姿态登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，沃尔特·李普曼称他是“亚洲最伟大的人物”。

尼赫鲁王朝的仁政

贾瓦哈拉尔·尼赫鲁出生于阀阅之家，其族人在莫卧儿时期世代居官。在这种贵族家庭里，仆人敬畏、爱戴主人，而主人保护仆属，对他们负有赡养照顾的义务。温馨的童年生活孕育了政治理念雏形，尼赫鲁此后一直信奉家长式仁爱管理。

印度的法度与权柄自古由婆罗门掌握，即便是反抗殖民的国大党，领导人也多来自这个阶层，他们自认为仁慈而睿智，至于广大群众的贫穷苦难，那应当责怪于英国人和他们带来的资本主义，一旦祖国独立自主，劳动者就会得到解放。

尼赫鲁允诺了“奶与蜜的应许之地”，群众对婆罗门的国大党回报以支持，旧贵族和工农形成了同盟，中产阶级夹在中间，被痛斥为“买办”，两面不是人。这种古怪局面早有先例，英国的迪斯累利、德国的俾斯麦都率先实施八小时工作制、医疗社会保险，拉拢工人打压自由党。

在产业落后的印度，瓦剌巴巴伊·帕特尔扮演了市场自由派的角色。他是一位富有商业头脑的土地主，跟国大党原本没任何联系。1917年家乡歉收，帕特尔不得不请甘地（两人有同乡情谊）来领导抗税运动。斗争是成功的，英国人削减了税额，但帕特尔性格内向，不适合当一个煽动者。

后来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，又去英国的中殿法学院留学，回到国大党后，处理繁琐的事务工作。尼赫鲁小他14岁，具有年轻魅力，负责对外宣传，吸引群众。二战结束后，国大党的实际领袖不是甘地，也不是尼赫鲁，而是帕特尔，议会专门为他设立了副总理这个职位，管辖范围包括了内政、情报、土邦事务和广播传媒，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也在帕特尔手中，尼赫鲁虽然贵为总理，但只管外交一事。甘地死后一个月，帕特尔通过一项新党章，禁止党内组党，意在针对国大党内的社会主义者，果然他们愤而出走。

在印度独立岁月里，丘吉尔、真纳、甘地这些光鲜亮丽的人物，站在舞台中央演着一场场对手戏，英国与民族主义者相互斗争，穆斯林和印度教相互斗争，印度教的世俗派和虔诚派相互斗争，阿姆利则惨案、食盐进军、高德茨刺杀，每一场都伴随着血与火。

经济路线的左右之争发生舞台暗处，但其意义并不小，帕特尔以强烈的热情包揽工作。于公而言，尼赫鲁认为自己作为总理，权限超然于各部门，可以插手机构间的事务；于私而言，尼赫鲁是婆罗门的儿子，轻视低种姓的帕特尔。这场斗争的结局是，1950年12月副总理过于劳累患病去世，由此可见，在政坛上活得长命就是胜利。

总理接手内政后，承诺已久的保护工人法案终于出台：当企业里的工人数量达到150人时，资方要提供小餐厅，若达到250人，要建大食堂；如果雇佣了30个妇女，还得承办托儿所。

新劳工法借鉴了前宗主国的经验，在丘吉尔怒斥为忘恩负义的大选里，工党获胜组阁。打败二战老英雄的不是温和平庸的艾德礼，而是凯恩斯与萧伯纳。新派经济学家否定了自由放任的理念，布鲁姆茨伯里大街的文人痛斥资本社会冷漠无情，尼赫鲁在英国留学时，受这两拨人影响极深，接受了阶级合作的信条。

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尼赫鲁与斯大林模式的距离。后发国家经济赶超，采取统制政策并不罕见，凯末尔主义、巴列维白色革命，韩国汉江奇迹，莫不厉行威权。唯独印度在实行大政府的同时，保留了大工会，民众罢工是寻常事，村庄集体化是和平赎买的，不像苏维埃那样暴烈。尼赫鲁真诚地相信，只要统治者公正，血腥罪恶的“资本原始积累”阶段是能避免的。

他无微不至地指导劳资关系，生怕老板们不知道怎么开企业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。工业法实施许可证，私人经营需要繁琐的审批程序，这意味着一个蛋糕店想改做面包，也需要官僚的同意。劳工法规定，一个企业有20个以上的员工，就可以建立工会。于是雇主干脆不扩招，把员工数量控制在20人以内，目前80%的工人在这种小企业工作。在印度4.7亿劳动人口中，仅有3 500万人受雇于“正规组织”，小工厂不在政府登记表上，也不缴纳税款。

一个怪圈形成了：由于要兴办福利国家，政府对企业过度管制，因而出现了无证经营的小摊小作坊，这些收入也没法课税，没有税收就没有充裕的国库，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也就办不起来。中国政右经左的知识分子，对这种体制大为赞赏：印度虽然穷，但是有福利，对国民负责任。

其实正因为这种畸形福利，才导致普遍贫穷。在尼赫鲁式社会主义里，唯一获益的是托拉斯巨头，他们刚开始厌恶管制，但很快发现了规避方法，生产任务尽可能地外包给小型的、不需要经过审查的“非组织性企业”，而政府扶植工业的优惠补贴照样流向他们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著名的塔塔集团资产翻了一倍，董事长马泰“商而优则仕”，出任建国后首届内阁的财政部长。

现代政治的左右互搏，已不是马克思时代那样阵营分明，费边社提出可以对议会渗透演变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。反过来，大资本家也发现管制垄断手段能为己所用，典型的是罗斯福新政。实际上罗斯福对洛克菲勒财团的依赖，并不比他所反对的柯立芝、胡佛来得少，巨富参与制定了新政法案，遏制中小企业的活力，排斥了自由竞争。

说到底，罗斯福、尼赫鲁公子哥出身，轻视俗务。尼赫鲁年轻时挥金如土，一年开支800英镑，父亲抱怨他不会照料地产、牛羊畜类，只晓得在上流社会厮混。这类人擅长社交、谈判，但对管理实业一窍不通，1963年3月，印度外债达到当年政府开支的300%，晚年总理承认自己在经济学“完全失败”，把一堆烂摊子交给了女儿。

英迪拉·甘地（她的夫姓甘地，和圣雄甘地没有血缘关系）继承了父亲的政党和理念，并趋近激进。尼赫鲁虽然无能，但至少有宽厚的优点，他的女儿则完全冷酷。关税提高了，外资管制更严格，十四家大银行被强制国有化，数百万男子由于计生政策而绝育。为了首都的市容整洁改造，国大党迅速清除贫民窟，数十万计的男女流离失所。

前朝的宽明仁政一变为酷吏之治，英迪拉意识到，如果没有利维坦的强力执行，就无法彻底实现乌托邦理想。1975年她取消了民主选举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政敌统统投进监狱，其中包括了不少参加过抗英独立运动的老革命。

反对派消失后，没人能阻止社会主义的试验，政府颁布经济改革二十点：管制物价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，允许延期还债等等。其激进程度相当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、俄国内战的布尔什维克，效果也类似——利在当代，弊在千秋。半年之后，宪法恢复，经改措施被放弃。

论治国水平，甘地夫人在印度历代统治者里算中上等，论镇压手段残酷，任何一个英国总督都赶不上她。英迪拉保证了儿子、孙子顺利接班，尼赫鲁-甘地王朝奉行社会主义的法统，执政了近50年。在此期间，印度GDP平均增长率仅为3.2%，这种速度与人口增长率相当，根本不能提高人均生活水平。

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，石油价格陡然上升，主管官员去检查国库，惊讶地发现外资仅够用两三个星期。在经济学上，一国的贸易领域，外汇储备最好能保证一年的支付平衡，至少也得是6个月，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印度财政接近破产了。

印度教与亚当斯密的结盟

1991年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退位，他在辞职演讲里充满困惑：“我们什么都有：土地、石油和天然气、其他资源；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，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，越来越落在他们后面。”这句话同样能套用在国大党身上，1950年韩国刚从战争中挣脱出来，人均生活水平和印度类似，半个世纪后韩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，是印度的10倍。

把时间线往前推，在中世纪欧洲的观念里，印度人如同洛克菲勒、罗斯柴尔德，是财富的代名词。倘若形容一个财主极其富有，别人会说：“看呐，他过的日子像印度土邦主。”莫卧儿时期的南亚盛产钻石，黄金遍地，连国王座椅都是珍珠玛瑙做的。

但是进入近现代，国家转而贫弱，1947年获得独立后，仍然没变富裕。社会主义者不相信这是自身错误，从其他方面找原因：种姓制度仍有残留，婆罗门教义包含了厌世思想，穆斯林、锡克教等族群冲突。

对于印度的选民而言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国大党腐败无能，莫迪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。人民党起初既不是左派，也不是右派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——“印度教优先”。

国大党在宗教事务上立场复杂，帕特尔主张建立纯洁的、单一的印度教国家，尼赫鲁则是无神论者，除了这两个极端外，多数人追随甘地，持开明态度，平等对待各大教派，把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并写入宪法序言。这一切在人民党看来就是数典忘祖，偏袒穆斯林。

印度教右翼试图接续传统，他们的日常生活是礼拜祷告，喝脱脂牛奶（牛在印度教里享有神圣的地位），阅读卡奈亚拉·孟什的小说（通俗文学作家，模仿大仲马的笔法，描写印度教徒反抗莫卧儿等穆斯林王朝的故事，地位类似于中国的金庸）。

过去只有婆罗门僧侣识字读书，现代教育普及后，安德鲁·佩特森所谓的“印刷民族主义”产生了。古老的史事打捞出来，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下重新阐释，平民了解到伟大的巴布尔、阿克巴其实是异族外来者，他们的心理状态类似于晚清的鲁迅、章太炎。觉醒的市民阶层更换政治阵营，走进了阿育王路11号（印度人民党的中央总部）。1998年人民党大选成功，刚上台没几周，就试验了核爆炸，即便是世俗主义者也挥舞国旗，承认这是一个爱国的、强有力的政府。

人民党原本在经济路线上消极无为（在宪法冻结期间，他们一度跟共产党合作，抵抗英迪拉·甘地），现在愈发倾向于亚当·斯密的观点，迎合自己的布尔乔亚选民。莫迪是党内最亲商、务实的人，他出生在古吉拉特邦，年轻时就参加了国民志愿团（人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）。2001年当选该邦的首席部长后，莫迪到处招商引资，像个推销员一样，充满激情地介绍优惠活动，他告诉企业家，在这里播种一卢比，你会收获一美元。

塔塔集团想仿照美国福特，制造一款大众实用性汽车，在西孟加拉邦的征地建厂时，遭受繁琐的官僚审核，于2008年暂停计划，另找新厂址。消息传出5分钟之后，莫迪就向董事长发短信，上面只写了一个词“欢迎”。

简洁果断，这就是莫迪的风格，他工作期间只睡五个小时，在竞选公职时，平均一天做19场演讲。古吉拉特邦在他的管理下，连续十年GDP增长率达10%，创造了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出口额。印度以基建落后闻名，古吉拉特邦供应了充足的自来水与电力，在当地缺乏煤矿资源的情况下，莫迪兴建火电站，成功地给18605个村庄铺设电网。

铁杆选民视莫迪为帕特尔的转世，支持他进入中央，推翻尼赫鲁王朝。当时国大党也在转变思路，1991年财政部长曼莫哈·辛格削减关税，放宽管制。苏联模式的崩溃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，给了印度极大刺激。

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，政府在经济上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，而国大党没有遵守这个信条，因此民间产生这样一句俗语： “经济在晚上增长，因为那时政府在睡觉。”辛格博士的自由化改革后，一个印度家庭奋斗15年即可收入翻倍，而在旧国大党治下，则需要57年。

90年代的经济复苏证明了，印度的落后无关社会文化，也不是民主宪政的错。人们津津乐道于威权主义新加坡的崛起，却选择性忽视了威权主义缅甸的失败，泰国、马来西亚跟印度一样，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实行民主制度，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尊重产权、鼓励竞争的机制，所以经济表现比印度良好。

然而半个世纪的积弊不是轻易能解决的，辛格受国大党内部掣肘，改革陷入僵局，莫迪当选总理后，依旧阻碍重重。2015年7月统一税制，享受多年零税负的小工商业主跳起来反对，9月修改劳工法，吃了一辈子福利大锅饭的工人上街游行。

此次废钞是常规方法用尽之后的奇招，流通领域当中的86%的钞票一夜作废，连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也不敢这么做。莫迪的政治命运已到决胜局，要么前功尽弃，要么仿效甘地夫人的前例，宣布冻结宪法，以威权独裁的手段实现市场化改革，无论如何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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